首页 > 两性 > 广州大学生陪民工返乡过年,城市容不下,故乡回不去

记者 朱长振 通讯员 官建洪 文图

核心提示

收拾行囊,踏上归程,在这场涉及近3亿人口的周期性大迁徙中,新生代农民工约占六成。乡村在他们心目中占有怎样的位置?城市与他们又会有着怎么样的隔膜?记者跟随一位在广州打工的“80后”农民工踏上归途,试图走进他的世界,感受“无土一代”的真实想法。

大河报样报

返乡前一夜没睡好

提着红色行李箱,他从一栋五层民房中走出,穿过小巷子,在街边拦下一辆出租车,这是他今年第一次打的:“前天发了工资,也得过一把城里人的瘾。”他笑着说,眼角微微泛起皱纹。

他叫李泽棋,今年26岁,已在广州打拼8年,老家在福建省南平市光泽县寨里镇茶富村,这里地处武夷山脉腹地,沟壑纵横,该县是福建省6个国家级贫困县之一,农村人口占全县人口的77%。

2005年,18岁的李泽棋离开这个人口不足17万的闽北小县,来到拥有1400万常住人口的大都市——广州。在这之前,他到过最远的地方是离家30公里外的县城。

他在一家工程车租赁公司开平地机,“我们和机器一样,老板把我们租出去。”老板叫邱泽峰,和他是一个村子出来的,经过十多年打拼,已积攒了30多辆工程车。

“家里没有田了,平时也不需要回家帮忙。”打工这8年,每年过年他都会回家,每次回家都坐大巴车——虽然比坐火车贵100多元钱,但他并不在乎。“火车太挤了!”在他看来,“舒服一点才好。”

1月17日,为买车票,他早早来到黄埔区的一个代售点。没买到18日去福建邵武的车票,他马上坐公交车去天河客运站,终于搞定。邵武是与光泽县临近的一个县级市,到邵武之后,还要转乘近一个小时的汽车才能到光泽县城。

1月18日早晨,平时八九点钟起床的他,六点半就再也睡不着了,眼睛微微红肿。“晚上没睡好,玩了很久的手机。”他和工友们住在黄浦区的一个城中村里面,整栋民房都被老板租了下来,两个人一间。

和老一辈的农民工大包小包的编织袋不同,每次回家,他都只拉一个行李箱,里面装了几件换洗的衣服。上午十点半,带着两天前老板给他发的“年薪”,李泽棋踏上了回家的旅程。

老板和李泽棋从小就认识,由于担心他乱花钱,就立下规矩,工资年终统一结算,工人们平时包吃包住,每月发500元零花钱。“平时主要在工地上干活,很少有要花钱的地方。”他说。

除去平时预支的,李泽棋最终拿到了38000元钱。“手里握着一厚摞钱的感觉真好!”他笑着说。拿到“巨款”当晚,他给自己置办了一个“大件”——花1300块钱买了一个手机。

40分钟后,的士停在天河客运站门口,计价器显示48元。

下午1点30分,大巴车载着李泽棋踏上返乡的旅程。

1月18日,官建洪的采访对象李泽棋在天河客运站,上车前给家人通电话

不晓得女儿长高了没有

“今年元宵节没过完就出来了。”李泽棋微皱了下眉头,望着车窗外快速闪过的大地和天空。

六月份,他想过回家看看,但按照工地上的规定,请假一天就要扣掉100元钱的工资,“回去十几天,1000元块钱就没了。”狠了狠心,还是留了下来。

大巴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,“这条路是我们修的!”李泽棋指着路边“龙河高速”的指示牌,语气中充满了骄傲。

一路向北,夜幕降临,气温降低,车窗玻璃缀上了一层薄雾,视线渐渐模糊,但李泽棋却没有丝毫睡意,兴致高昂地聊起了女儿。

2009年冬,结婚不到一年,妻子生下了女儿。“一年没回去了,也不晓得长高了没有?”

大巴车上的一夜既难熬又幸福,早上6时10分,李泽棋下了车,立马买车票,换上了一辆小型客车。经过一个小时的颠簸,光泽县城到了,马不停蹄再转乘面包车。

面包车在丘陵沟壑间盘旋,穿过层层雾霭,此时车外气温已经是零摄氏度,路边的水沟结起了薄薄的一层冰,早上8时30分,车停在了寨里,这是镇政府所在地,一条弯曲街道,两边商铺林立,各种摆摊子用的木架旁已经有人在摆弄出售的年货,金黄的冬笋、火红的对联、成堆的鞭炮。虽然街上只是零星几个人在走动,但是过年的味道已经弥漫在空气中。没有片刻停留,李泽棋提起行李,径直走过街道。“我家离这儿不远,往前转弯就到,20分钟就可走到。”他边走边说。

官建洪:1月19日,官建洪和其采访对象李泽棋在福建邵武汽车站候车室

家的味道

离村子越来越近了,隐隐约约传来鸡叫的声音。3米宽的乡村水泥路在田野中穿过,稻田中只有一堆堆快腐烂的稻草,空气中有一股泥土的气息。狗吠声越来越杂、越来越响。女儿站在村头迎他,穿着米黄色的长款小棉衣,黑灰色的裤子,脸蛋被冻成了红苹果。李泽棋很远就认出了女儿,加快脚步,几乎是小跑着过去,一只手抱起了她。小女孩脸上却没有任何表情,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这个有些陌生的男人,想要哭。

“爸爸啊,认不出了哦?” 李泽棋的老婆站在旁边,对着小女孩说。2009年,经人介绍,当时22岁的周凤玉与23岁的李泽棋恋爱、结婚。

茶富村有35户人家,不足200口人。最近几年,条件好的人家都去县城买房,搬了出去,村里常住人口越来越少。

李泽棋的家是一栋两室一厅的两层楼房,第一层做了简单装修,第二层红色的土砖还暴露在外面。大门上还贴着去年春节的对联,红色已褪去,略微泛白,横批早已不见了。

“家里除了一点菜地,没有其他的地了。”李泽棋50岁的父亲对记者说。他们家的耕地全部租给了圣农集团,盖起了现代化养鸡场,李泽棋成了无土的一代。

城镇化让很多李泽棋这样的新生代农民工失去了土地,李泽棋小时候,春天可以到田里捡田螺,夏天可以在稻田中钓青蛙,秋天可以挖泥鳅,冬天也在割过稻子的田地间追逐打闹。“现在种稻子的只剩下路旁边的一些田了。”李泽棋不无遗憾地说。

回到家,李泽棋喜欢在水泥筑成的村道上溜达,穿着黑色夹克衫,军绿色紧身休闲裤,一双油光锃亮的皮鞋,手插在口袋里,遇到熟人便掏出15元一包的香烟给对方点上一支。

“就算回来,也没地了!我也不会种。”皮鞋上沾了几点黄泥巴,李泽棋掏出一张餐巾纸,弯下腰,轻轻擦去。

(官建洪:中山大学大三学生。指导老师:中山大学新闻采写课主讲教师张志安)

大河报与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联合发起“大学生陪农民工回家过年”体验式系列报道

记者手记

我在中大的助手

官建洪是我的助手,在中山大学住校期间,传播与设计学院特意为我配的,五名卓越记者中,只有我享此待遇,因为这个“大学生陪农民工回家过年”工作坊千头万绪,既要协调教室,又要统计人数,还要通知开会,催交作业……

官建洪很尽职,他甚至在上完第一节培训课后即“潜入”学院附近的一所建筑工地,第二天就一身泥浆地找我汇报,说不仅找到了一位愿意让其陪着回家过年的老乡,而且已经在工地上干了一整天活儿,还挣了50元钱呢。

正式入选工作坊,官建洪的工作热情更高了,当广州立交桥下出现防流浪汉的水泥锥时,他第一时间打电话给已回大河报的我,并按要求率领工作坊的另外几名同学,每天到立交桥下拍照,并制作调查问卷现场发放。暑假期间,张志安老师安排工作坊的同学到东莞实习,带队的官建洪跑前跑后,安排住宿,购买来往车票。

不幸的是,他的采访对象在他跟了大半年之后突然因为工程完工而离开了广州,前功尽弃的官建洪很紧张,他一遍遍地向我发短信、打电话求救,我也无能为力,除了让他快速换人。

中大1月20日放假,我赶在放假前去学校召开工作坊的最后一次“战前”动员会,可官建洪就在我去的当天已经启程,陪农民工上路了,他在电话中不无兴奋地向我汇报:上大巴车了、到家了……

微博上,官建洪已经把自己的标签写为:立志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记者,而工作坊的同学立马向我“举报”,他的女朋友已经把微博标签改为:“希望做记者夫人”了。

专家点评

让无土地的农民成为市民

于建嵘(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、教授)

无须否认,在城镇化的过程中,许多农民失去了土地。他们已经无法再像祖辈一样依靠农耕养活自己和家人。他们需要走出村庄,进入城市,在工厂或工地寻找新的就业机会。

这多少有些无奈,多少有些伤感,但更多的是改变和希冀。因为,这是一个时代性的现实,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历史性进程。问题是,他们在城市寻找新的生活时有太多的障碍,岗位难找,工作环境太差,工薪低且经常被拖欠,不能适应城市社区生活等等。

因此,我希望政府应有更多的制度性安排,比如户口制度改革,比如社会福利政策的改变 比如劳动安全的强制性规定。当然,社会也应给他们多一些人文关怀。所有这些,目的就是使李泽棋他们这些无土地的农民工多一些社会保障;多一些融入城市生活的机会。当他们能从无土地的农民工真正成为市民时,国家和社会才能真正健康稳定。

这是我持续了16年的一个“陪农民工回家过年”项目,每一篇文章的背后,都是一部辛酸史。16年的春节,风餐露宿。今年春运,由于种种原因,我将无法持续我16年的陪农民工回家过年系列,但我依然想分享你回家的故事,写下来吧,发图文给我。我是大河报记者朱长振(13837160738,QQ:2531221495),我将在我个人的企鹅号“无冕之羊”上原文刊发,特别感人的故事,你还有可能收到我亲手烤的羊肉串或《无冕之羊》新书做为奖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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